|
长沟流月去无声
刘丽娜
斩不断的鞭炮情缘
小的时候我就对烟花爆竹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感情，这种感情大概就是热爱吧。可是我不曾想过，在十几年之后我和鞭炮竟然结下了不解之缘。
记得小时候每逢过年父亲都会买来一大兜子的烟花爆竹，买回来以后要把它们放在炕上炕着，说是免得返潮。于是我就坐到炕上摆弄那些包装得花花绿绿的烟花，我不知道那些烟花的名称，有手枪形状的、有螺旋形的、还有蝴蝶、蜜蜂、蜻蜓、蝙蝠等小飞虫烟花，人们把所有的烟花爆竹常统称为鞭炮。但我最熟悉和喜爱的要属小羊鞭了，我总是把小羊鞭拆开了，然后拿到户外一个一个地立在井台上用燃着的粗香很是有耐性的放着玩，在各种鞭炮里我也只有放小羊鞭的胆量了。
按照父亲的习惯过年的时候，饭前总是放一挂小羊鞭和两个双响子，晚上要放两个小烟花。我的胆子很小，常常是趴在窗前看着父亲放鞭炮，父亲把双响子立在一米多高的鸡舍上，小羊鞭则是挂到了洗衣绳上，待父亲放完鞭炮进屋后，我便立即跑出去在一小堆红色和土黄色的狼籍碎片里寻找到几个幸免于难的小鞭，我会更加残酷的把小鞭折成V的形状，然后小鞭就变成小烟花，用香点燃后只见“哧”的一声冒出一股红蓝的火光，小鞭便实现了它特殊的价值。晚上父亲放花时，我常是站在离烟花很远的地方看着，同样的等那烟花燃尽以后我会去捡它的躯壳玩，有些烟花是捡不到躯壳的，比如小蜜蜂，它会一下子嗡的一声飞的很高，越过院子不知了去向，这样我便会觉得很遗憾，因为我攒了许多各种烟花的躯壳，在那个几乎是没有玩具的年代里它们成了我的最好的伙伴，所以我对它们有着无比的热爱和感激之情。
随着年龄的增长，鞭炮在我生命中的地位由儿时的玩具变成了新年的除旧迎新的象征，这其间我和它们的关系是疏远的。我不再去摆弄它们，但没有人知道我在用心的听着它们的声音，尤其是大年夜里时而它们近似疯狂的震耳欲聋的声响，时而噼里啪啦的断断续续的清脆的声音，没有人知道听到它们的声音我是多么的激动，我明白每到它们活跃的时刻又到了我长一岁的时候了，原来这爆竹是一个警钟吗，告诉我们要珍惜时间。
我对鞭炮的千丝万缕的情缘要从我结婚时说起，当我穿着婚纱，走下花轿的神圣的刹那，我忽然间发现迎接我的，向人们宣布结婚庄严的时刻到来的时候竟然是噼里啪啦的鞭炮声，我便在它的热闹而庄重的声音里被人们簇拥着走进了婚姻的殿堂。这个时刻我对鞭炮似乎有了新的认识，它只在刹那间用声音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可它带给人们的是深远的意义。
鞭炮在我生命里成了斩不断的情结是因为它给我带来的经济效益。婚后我和老公可谓家徒四壁，日子过的很清苦，我们听说鞭炮的利润不斐，于是便利用我的寒假期间卖起了鞭炮。谁曾想到这一卖就是连续五年只要春节将至我们便到大街上站摊。自此，我对鞭炮的了解和热爱已是深入骨髓，我对它们的外表、气息、价格达到了耳熟能详。
卖鞭炮的头等大事是占地方，每年临近春节期间，购物一条街的街道两侧和中间都会加上一排排做买卖的摊床，这个时候汽车就不能通过了。加入的买卖摊床大多是年货，像春联、鞭炮、糖果、花生、各种香、蜡烛、灯笼、小百货之类的应时商品。在年货市场尚未开放之际，占地方便成了一件大事，人们把推车子或三轮车放在大街上占地方，有的为了占个好地方，早晨两三点钟起床把车子推到大街上去。第一年我们卖鞭炮的地点是个垃圾箱的地方，实在是因为没占到地方，鞭炮又进了回来，老公就只好把农贸市场前的一个垃圾箱挪走了，但那个地方很脏，而且有个下水道在旁边，我们用来支撑货架的桌子就放在下水道的上面，所以时常要有人来倒水，我们就得让路，也时常传来难闻的气味，最叫人闹心的是下水道周围结了层厚厚的冰很滑，我们每天要弄些煤灰来撒在上面。
我仍能记得第一次卖鞭炮的情景。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站摊，从穿着上来讲我还没有经验，虽然里面是厚厚的毛衣，外面是羽绒服，可是到了大街上很快就冻透了。更可笑的是我没有收款的专用包，背了一个红色的皮包，冻得硬硬的，把拉锁拉开都成了一件难事。第一次站在大街上感觉很特别，觉得一切都新奇，我以往上街看的是商品，而当自己成了一个卖主时，我看的也都是周围的同行了。看着他们的年龄多是三十、四十岁至六十岁之间，穿着都是厚厚的跟宇宙飞行员似的。我第一次卖货卖出去的是一捆双响子，我仍记得那个买主走了好几个摊床讲价钱，到了我的摊床前时我由于没有卖过东西，有些紧张，但我们竟然交易成功。我第一次卖出去货时是很激动和得意的，因为我看到了对面的几个鞭炮摊还都没有开业，只有我的摊床开业了，我还看到对面的卖主投来妒忌的目光。当我打开进货单子看时傻眼了，那捆双响子进价还十二元呢，而我卖了十元！它的卖价应该十五元才对，就这样我不再得意了，我第一次卖货竟然赔了两块钱。有了这样的教训我卖货时把进货的单子随手拿着，单子上写着进价和卖价，有时买主问价，我就边看单子边介绍价钱，还要遮掩着不能让买主看到进价，这样就常常遭到买主的取笑，取笑我的不聪明。
卖鞭炮的第二日我也不讲究漂亮了，毛衣的外面穿着棉袄，棉袄的外面是羽绒服，羽绒服的外面又套了件军用大衣，脚上是双厚厚的毡底棉鞋，戴着狗皮帽子，我也就变成了笨重的“宇宙飞行员”。我们第一年卖鞭炮那年是最冷的一年，而且我们在存货库房等方面都没有经验，不知道应该放在离街市近的地方，而是放在了离街市老远的家里，所以每天天还没有亮，也正是最冷的狗眦牙的时候，我们要早早的起床装货，用脚蹬三轮车往街市上推货，推的货落得高高的像柴垛，老公在前面蹬着，我要在后面推着，我家的路又很不好，高岗下坡，有时把不住就会翻车，所以我每天最担心的不是怕挨冻，也不是怕挨累，而是怕翻车，越是这样，偏偏总是翻车，于是我又要挨老公的骂，想想我一个弱女子，不曾干过任何体力活的人怎么会把得住那小山一样高的货呢，我之所以当时不和老公争辩事理是想做买卖不容易，要和气生财，所以我就只好忍气吞声的捡货物，有些讲究包装的货物摔坏后就很难卖上高价了，所以到了摆摊结束后我还要粘那些摔坏的货物。每当货物推到街市上时，我的内衣都会被汗水浸湿，心脏咚咚的跳的快要出来似的，待摆完货停歇下来发现胸口前凉凉的一片，接下来便是彻骨的寒冷。
后来的几年里我们占到了好位置，在中医院的斜对面街道中间，北面的邻居是卖鞭炮的，右面是个卖香的，对面是个卖小百的老太太。有了一个好的位置以后摆货还有很大的说法，摆货时要先摆鞭，由千到百的顺序，鞭的后面放着几落落得高高的双响子，双响子的缝隙里插着手摇花和火箭花，还要摆上几个落得高高的粗大的坐花，在右侧的空闲地方摆小货（各式各样的小烟花），左侧有个长筒花的架子，有时把塑料凳子翻过来放长筒花。总之，货架上要给人眼花缭乱的感觉，每天带去的货物大约有一大半在货架上撑门面。货架先是两张笨重的学生课桌上堂个大木板，后来焊了轻巧的铁架子，木板也换了薄薄的轻木板。老公的单位越是年关越是忙，所以他只有在中午下班后才能来站会儿摊，我一个人忙不开，就雇了我表姐家的外甥和我一起卖货。外甥的个头不高，比我小两岁，农村长大的，挺贪玩儿，有些不着调。卖鞭炮最忌讳的是吸烟，可外甥的烟瘾很频，动不动的他就要到对面稍远的地方吸烟，再不就到背后的农行营业大厅暖和去，中午还要喝点烧酒，所以我只好长时间的站摊儿，一站就是一整天。当然外甥也有优点，生来就炼就了一副做买卖的嘴皮子，大爷大娘大哥大嫂大妹子的很会招揽顾客。卖鞭炮也有很多的说法和乐趣，比如早晨没有开市之前是绝对不给同行掰零钱的。至于乐趣自然就在买卖之中了。
我们摆完摊大约七点多钟，七点到九点半左右只有些零零星星的顾客，这个期间是我们卖主聊天的时候，互相问问昨天的收入，或是开开玩笑，或是互相看看双方的货色。大约十点到下午两点是卖货的黄金时间，这个时间里不仅是摊床前围了很多的人，就是街道上也是擦肩接踵的车如流水马如龙的繁华与热闹。买主多了忙活起来也就不冷了，在我看来与买主讨价还价喊起来的过程比给学生上一堂课还要累，有时嗓子都喊哑了。大多时候那些越是能讲价的顾客越是买不多少东西，有些顾客就是买几个双响子也要讲了又讲，讲不成他们也不恼，但要搭个双响子或是小烟花，为了快些把这样的顾客打发走，也只有任他们拿了。还有些不讲价的买主，这样的买主通常会买很多的鞭炮，我们行里的人称这样的买主为“大份儿”。碰上大份儿的时候我们是轻易不会放过的，比如我的外甥很会从衣着打扮上看买主，当他看到大份儿的买主走过来时，他便会把买主拉拢过来，买主问的第一个商品一定要压底价钱，这样买主就以为这个摊床价钱实惠，于是我们便在后面的商品上加价，黑上一回。还有一些特殊的买主，起初讲价，讲着讲着就不耐烦了说着“装吧”，这样我们又能卖上好价。更有甚者给的价钱我们还没进来呢，他们会说要多买些，这个时候弄得我们哭笑不得，我们多半会不客气的对顾客说，哪儿凉快上哪儿呆着去。
为了能够吸引顾客，多数摊床上面都飘着一面横幅大旗，我们的摊床也不例外，红底白字写着“批发鞭炮”四个大字，其实那是糊弄人的。有时也能碰上农村食杂店来批发鞭炮的，这时我们就让批货的等上一会儿，说是去库里拿货，其实就是去背后的真正批发鞭炮的生产资料商店批发，虽然挣的利润少了，但不费什么力气就能拼个小缝，也不亦乐乎呀，乐趣就在这买卖中产生了。鞭炮的利润远没有烟花的利润大，烟花里面不管是几角钱的小花还是坐地的大花，或是手拿的棒式花大都是半利以上，有时要翻几倍。
当某种鞭炮供不应求生资商店又没了货源的时候我们需要自己动手加工鞭炮。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我们加工鞭炮的场地就设在对面的音像商店，比如缺了一千响的大地红，就用两个五百响的大地红接在一起，然后再粘上包装纸，如果缺了一百响的洋鞭，就把五百响的洋鞭拆开剪成几个一百响的鞭炮，至于各种鞭炮的商标我们的手头大约要有个几千张，有时甚至张冠李戴，啄木鸟牌的鞭炮要好于大地红牌，所以我们就把啄木鸟的商标粘到大地红的鞭上，其实如果买家识货只要仔细看一下里面的小鞭便会看出破绽，啄木鸟的小鞭上都印有浅兰色啄木鸟的图形，而大地红仅仅是纯红色的包装。当然能识破我们的阴谋诡计的买主毕竟是极少数，因为鞭炮是应时性商品，它不像大米白面常年的食用，它不过是咕咚咕咚几声响便没了踪影，所以很少有人去和鞭炮一般见识，也就成全了商家。最让我觉得好笑的是里面紧急加工，粘着的胶水还湿着的情况下我仍会卖得热火朝天。有时我还会去改写鞭炮，圆盘的精装鞭炮盘在一起显得很大很多，但它的来价高所以卖出去很费劲，于是我把一千响用大粗笔改写成三千响，三千响改写成五千响，这样一来果真奏效，不仅卖的快而且价格也好。只是愧疚自己不是个诚实的商贩。
中午忙活一阵子过后到了下午两点街上的行人也逐渐减少了，尤其是那些从农村来的农民，他们早晨来的时候腋下大多夹着一打丝袋子，下午回家都是满载而归，大小的袋子左一个、右一个，匆匆忙忙的从摊前走过，如果有向摊床观望的我的外甥定会向狗皮膏药一样粘上去，那些踌躇不前且尚未买鞭炮的就会停下来，这个时候会有些零星的买主。闲下来的时候我们这些摆小摊儿的就开始唠嗑，打闹，而且娱乐节目很丰富，对面的几家音像店里传来不同的乐声，有流行歌曲，摆小摊的对流行歌曲不感兴趣，但有放二人转的，那个时期正播放魏三的二人转和《擦皮鞋》，忙的时候听不见这些，闲下来时就成了我们小贩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时不时的被音箱里的唱词逗得捧腹大笑，而且学会了运用里面的唱词打斗，这个时候我绝对成了一个十足的有些低俗的街头小摊贩，我也是那个时候喜欢上了东北二人转，高兴了也要唱上几句。
在我看来卖鞭炮最快乐最潇洒的日子就是最后一天——大年三十。那天我们只是剩下不多的货物，摊床上不再琳琅满目，但同样能吸引顾客，因为床子上立了一个大牌子，上面写着“狂甩”两个大字，这两个字为我们立下了汗马功劳，当然价钱的确比往日低了些，也就是一个上午吧，我会悠闲的听着二人转轻松的把摊上的所有货物让顾客一扫而空，于是收拾了架子准备回家，临走时要和两侧的同伴挥手告别，我们每年都会扔下一句话——明年说啥都不卖鞭炮了，太遭罪！
结果我连卖了五年鞭炮，这五年里有苦也有乐，苦自不必说了，生小孩那年孩子六个月，我要去站摊，还要每隔两个小时骑着自行车回家给孩子送一次奶。乐就在点数钞票的买卖过程中了。每当我走在大街上看到熙来攘往的人流，听到熟悉的二人转，看到红色的烟花爆竹，每当大年夜听到络绎不决的鞭炮声我的心理总会心潮起伏，尽管我不再以鞭炮为谋生的手段了，但我对鞭炮的热爱是有增无减，在我的生命里成了永远也斩不断的情缘。
我记忆中的青冈
二十五岁之前我家一直居住在西门外新建小学大墙西侧的教育家属区，那个时候的西门外还是很荒凉的，没有几家住户，不知是哪一年，大概我四岁左右，教育局在那里批了房身地，盖起了一排排很规整的土平房，那些土平房是连接着的，家与家之间只隔着一道很薄的土坯墙，而且不管家里几口人，每户平房不是一间半就是两间，还随之赠送一个土仓房。自此不断的有人来盖房子，人烟逐渐的旺盛起来，所盖的房子也就三间、四间、五间的立了起来，院落也随之加大。
我的记忆中，我家的一间半土平房有着兰色木框镶着小玻璃块的窗户，一铺大炕，地面是土的，搬了家以后添了两样家具，又铺了砖地。那时没有自来水，要去很远的地方挑水，每家都有一口大缸，将挑来的水倒入缸中。但偶尔也会听说有小孩不慎掉入大井淹死的事件，所以有一个时期兴起了打井热，我家的园子里就打了一口小井，每逢过年都要贴上“井泉大吉”字样的对子，家家户户的小井多起来，路边的公共大井自然填没了。我读初中那年喝上了自来水。也就是那一年教育家属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已经厌倦了年复一年的抹墙抹房顶，开始了将一间间的土平房扒掉磊起了砖瓦房，小玻璃块的窗户变成了明亮的大玻璃砖，地面铺上了彩色的地板砖，这其间不断的有搬迁的住户，有一部分房子被邻居买了，不断的翻盖扩大，一间半、两间的小房子也都变成了大房子，后来杂居的人们多起来，“教育家属区”的名词也就淡化了，以至于现在没有人提起。
记得我上学之前我家和普通人家一样没有电视，往往要走很远的路到亲戚家看电视，炕上、地上，站着的、坐着的，围着一台十二英寸的小黑白电视看得津津有味。上了学以后我家买了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左邻右舍前后院的邻居们都来我家看连续剧，正演《霍元甲》、《射雕英雄传》之类的武打片。每看完一集，人们必为惊险的武打动作议论一翻。逐渐的黑白电视普及了，紧接着彩电推向了市场，于是我的母亲又开始羡慕有彩电的人家，直到我家买了彩电，安装了电话，而后又买了液晶电视，又买了液晶电脑上了网，母亲也不再惊讶了，是的，时代在进步，青冈也飞速前进，人们的思想也更新了。
住在温馨舒适的楼房里我常常怀念住平房的日子，尤其是很多年以前，平房里有结婚办喜事的非常热闹。那时在院子里用帆布搭建一个很大的棚子，桌椅板凳锅碗瓢盆都放在外面，摆酒席要分成头悠、二悠、三悠，有限的空间里挤满了坐席的、等待坐席的，亲戚朋友邻居大人孩子人声鼎沸好不热闹。那时我最爱吃的是挂浆土豆，现在的婚宴席上已经没了这道菜了，而且已经没有搭棚子在院子里吃的习俗了。现在不是旅游结婚就是去婚宴餐厅摆席，省去了很多麻烦。
我童年时的青冈只有那么几座两三层高的楼房，有三个偏大一点的商店，一个供销社，印象最深的是母亲常领着我去二商店装雪花膏、买布，二商店在不算大的阴暗的平房里。而我最喜欢的是三商店，因为三商店最大，新盖的三层楼，在那个年代里就是大理石的地面，明亮宽敞，我已经记不起货物是否琳琅满目，但当时我却曾喜欢过一条叩卡子的裤腰带，我知道我的腰很细还扎不了腰带，可我还是又哭又嚎的向母亲要，不买我就不走，没办法了可能母亲对售货员说了什么，我被售货员的吆喝吓唬吓跑了，自此只要去三商店我就饶着裤腰带的柜台走。改革开放以后，街面上相继出现了卖精品的小商店，不久就修建了农贸市场和工艺品市场。吸引我的便是工艺品市场，曾有一段时间那里的小百货是极其的繁华，而我喜欢的是卖各种小饰品的摊床，那些摊床排成一条长龙一样的队伍，实际上除了各种项链、坠子、胸针以外，还有明星彩贴、腰带、头花、贺卡等等一些好玩儿的小东西应有尽有，项链都挂在了摊床的上面，质地有塑料的、有机玻璃的、还有镀金的铁链，五颜六色甚是好看。那时我们这些少年对那些摊床的迷恋决不亚于今天的追星族，有一种新奇感和一种蒙蒙胧胧的说不清的热爱。今天的工艺品市场卖的多是衣服、鞋袜之类的百货，只有那么三两个饰品小摊，因为现在已经有了许多家饰品专卖店，高中抵档的饰品无所不有。
而今装修讲究的落地玻璃窗的品牌专卖店代替了当年的精品小商店；门面豪华灯红酒绿的大酒店代替了挂着幌子的饭店；大马路拓宽了，两侧铺上了彩色步道板砖，种上了松树，亮起了路灯，拔地而起的楼房挤跑了低矮的平房，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新建小学大墙西侧的土路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雨沧桑后终于引起新一界领导班子的高度重视，修上了人们盼望以久的水泥路面，终于解决了出门两脚泥的状况；除了农贸市场以外又增添了果菜批发市场，修建了美丽的人民公园，所以我喜欢独自漫步街头，感受车如流水马如龙的繁华，沐浴着前进中的家乡温暖的风。
永远的教师进修校
我对父亲的工作单位——教师进修学校有着特殊的感情。在我很小的时候还没有自行车高，我就知道去父亲的单位玩儿，父亲不愿意领我，我就用小手拽着自行车的后座子不让走，最终我是“胜利”的，这一“胜利”就意味着没事儿便在进修校赖着，一赖就是十六年。那时没有幼儿园，我上学前班之前每天跟着父亲上班可谓风雨无阻，上了学以后，每逢寒暑假我会一天都不落的去进修校，即使进修校的老师都放假了我不会给自己放假，我有父亲办公室的钥匙，我去那里边学习边玩儿，这样的日子从四岁一直到二十岁考上大学，我的父亲也退休了，自此很少去了。
儿时记忆中的进修校东西南北四面都是房子，南面起脊的两排砖瓦房是教师的办公室，北面的一排大草房是宿舍和两间非常大的电教室，东厢房是食堂，西厢房是放教学仪器的仓库和教师培训的教室。那时我的父亲有两个办公室，一个是与别人同用的小间资料室，墙的两侧摆着绛紫色破旧的书柜，书柜橱窗的玻璃拉门总是很滞，拉起来很费力，我是很少拉开它的，我对那里面落了灰尘又没有彩色插图的书籍一向不感兴趣。倒是和父亲一个办公室的打字员的打字机能让我玩上一阵，那是一台铅字打字机，还有数不清用盒子装着的备用铅字，我曾偷着拿过几十个自认为能用上的铅字，打字员找不到所用铅字时自然拿我问罪，我就乖乖的给拿出来，有时称打字员不在，我便坐在她的椅子上学着她的样子噼里啪啦的将打字机瞎按一气。打字用过的废弃纸张我总要捡起来的，因为那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双层纸张，将一面兰色有字迹的纸揭开后，另一面就是透明的柔软的棉纸，小时候我便用那棉纸擦屁股。
父亲的另一个大办公室才是我之所以愿意去进修校的原因之一，那间办公室在走廊的最里面，光线颇暗，是一个小型工厂，父亲领导六、七个家属在那里印材料，我喜欢和那几个女工聊天，她们也总是开我的玩笑，我也不生气，其中有个女工很会讲故事，都是些神仙鬼怪离奇的故事，讲故事时她的语调和动作极其的夸张，时而听得我毛骨悚然，时而又被她渲染的悲凉气氛听得伤心想哭，偶尔她也会讲些小笑话逗我开心。工厂里面最大的东西应该是那个电动的庞大的切纸刀，我不敢碰那一米来长锋利的刀刃，但我常在那放纸的钢台上摆东西玩儿。室内还有一个两米来宽，一米高，从南到北的木头案子，女工在那上面捡页、装订。也有很多东西堆在上面的墙角旁。比如学校过年挂的大红灯笼、正月十五父亲为学校做的参赛大转灯、成匹的纸张、父亲的画笔盒、装着各种色彩原料的木箱和各类画画用的纸张、画册等等。我主要玩画画，画出东西用父亲的染料着色，有时也剪纸玩儿，剪父亲的画册，亦或利用脸盆、茶缸玩儿水。门口的桌子上还有一台誊影机，在那个年代，誊影机是全县最先进的复印设备，父亲负责打材料。进修校的其他办公室我很少去，只有一间墙上挂着塑料泡沫地图，桌上摆着地球仪的办公室我出于好奇去过两次。
后来北面的大草房推倒了，盖上了崭新的教学楼，由于时代的进步电脑、打印机代替了父亲的誊影机，工厂关闭了，由于没了住宿教师，食堂和宿舍取消了。父亲的资料室搬到了楼上，买了新的书柜的同时买了很多的书籍，也订阅了很多的杂志，从那时起我喜欢上阅读，由于我已是懂了事的初中生，所以不再像小时侯那样傻淘了。现在的进修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校园的每一个角落都规划锝井井有条，白色铁栅栏围墙、假山、池沼、车棚等等，与此同时引进了现代化的教学设备。
曾经的进修校院落是用砖砌的围墙，沙土的地面不很平整，坑坑洼洼的，雨后就会出现许多积水的小水坑，我便光着脚在水坑里玩水；进修校有一辆毛驴车，赶车的陈大伯很随和，对我们这些调皮的孩子跳上毛驴车，抢下鞭子，喊着“驾！”他从不发火；曾经东厢房的食堂是我饿了时的去所，只要我去，大师傅就会掰麻花、馒头给我，中午若是不回家还能吃上炒菜；曾经进修校的一对铁大门是我的悠荡车，我站到大门上，它会自然的朝低处晃晃荡荡的倾斜下去，倾斜下去；曾经那里有我的梦想，有我成长的足迹，我在进修校一天天的长大，进修校也在我的视线中一天天的前进。
梦开始的地方
四岁的我是寂寞的，找不到小朋友和我玩儿，有一年的光阴我是和母亲寸不不离的，除了在家以外，母亲喜欢串邻居，我就和母亲走东家串西家。印象最深的是陈大伯家，陈大伯是父亲单位里的车夫，那时的进修校没有汽车，而有一辆驴车，陈大伯就是驴车的车夫。陈大伯的妻子陈大娘是个罗锅，我的母亲常在陈大娘家的火炕上坐着聊天，我就蜷缩在母亲身旁听着，日久天长我对陈大伯的用子弹头装饰的旱烟口袋感兴趣了，一次趁着大人们不注意的时候我把烟口袋偷回了家，然后幼稚而光荣的告诉了母亲，我偷了陈大伯的烟口袋，为此我挨了重重的惩罚。有时也去一个叫王杰的家里闲聊，王杰的老婆我叫王婶，王婶也没有工作，王婶家有三个孩子，每逢节假日这三个孩子又各自带了同学和伙伴回家，所以王婶家格外的热闹，我也就愿意往人多的地方去，看小哥哥他们打扑克，输了的小哥哥用唾沫粘了一脸的纸条，还有几个大姐姐用花布对成的小口袋玩嘎了哈。
到了我六岁时就能自己跑出去玩了，童年的我在尚且还不懂得热爱家乡的时候，懵懵懂懂中就对离我家仅一道之隔的新建小学情有独钟。那时的新建小学是由一排起脊的茅草房组成，操场宽阔得可以当赛马场，没有围墙，四通八达，连接着大马路和小街道。但那时的车辆和行人还是很少的。我喜欢那个宽阔的只有几个高矮不等的木马点缀的操场，那几个单调的木马可以称得上是我童年的伙伴。春天无聊的时候我就坐在木马上唱歌，快乐的像一只小燕子，幼小的我能轻而一举地跳跃最小的木马，那个最高的木马便是我的梦想，梦想鲤鱼跳龙门梦想有一天我也会轻松跳过去。春天的操场土质极松软，那木马下面长出的青嫩的羊扎冠便是我童年的奢侈品，有时用手去揪下来，有时用铁钉将它连根挖出，用清水洗净后，蘸着大酱吃，有点苦有点涩；夏季的操场是我的乐园。虽然操场上只是多了用砖砌成边儿的花坛，但里面开着各种好看的花，我常常把花揪下来，把花瓣一片一片的分开夹在书页里做标本。这项工作会占用我很长时间。另外就是捉蝴蝶、蜻蜓和蜜蜂，把它们用线系上，像放风筝一样放他们飞，或者用针把它们钉在墙上当标本。而我最爱做的事情莫过于在操场这块大画布上画画了，那时地面上的确盖着一层薄薄的细土，我就用树枝画我想像的东西，画很大的房子，家具、厨房样样都要有，还有院落，甚至有鸡鸭鹅狗，画完了就到房子上跳跃，事实上画的房子要比我家实际住宅面积大得多，那时我就有一种梦想实现的感觉；秋季最让我难忘的是新建小学的学生到野外捡柴的情景。那时没有暖气，每班一个铁炉子，引柴是靠学生勤工俭学到野外捡来的。我清楚地记得那些学生的个头都不高，每个学生的背后都背着一只筐，拿着工具，排着整齐的队伍去野外捡柴，那队伍浩浩荡荡有好几百人，可堪称是壮观，几天后更令人壮观的景象便是操场上有秩序地排列着一堆堆放得整齐，长方形的干柴垛。于是我就有了去野外捡柴的欲望，幽深的蓝天，广袤的原野，呼呼的风声在耳际歌唱，孩子们在热火朝天地捡柴。幼小的我总会想起那句不算贴切的古诗：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冬天只有下了大雪须寒冷得能冻上冰才会有乐趣，每年新建小学都要在操场上冻一个很大的滑冰场，我和小伙伴们就去那里拉爬犁玩儿，我喜欢听大头皮鞋摩擦冰面的声音，我们滑倒了摔疼了也会发出天真的欢快的笑声。
我上学前班时对小学校有着无比的新奇感，印象最深的是学校有个托儿所，托儿所里的小孩都是老师家孩子，也都是因为年幼又没有私人幼儿园，家里也无人照管才送去的。课下我的母亲去托儿所闲聊时总会带着我，我感兴趣的不是那些孩子的吃喝，而是那用绳子系在梁上的晃晃荡荡吱吱扭扭的悠车子，我不知道它是用什么材料制成的，但它的外表很花哨，我看着那些小孩睡在悠车子里的酣相，真是羡慕极了，因为我就没有睡过悠车子，所以至今还记忆犹新。那时的厕所也很简陋，我们低年级的学生下了课往往不去厕所，直奔对面的很远的木材场大墙跑去，尽管跑到墙根要经过一条横道，尽管学校三令五申的要求我们去厕所方便，可我们还是认准了墙根，那时脑海里还没有性别之分，不管男女同学一个个蹶着小屁股甚至朝着人来人往的大道方便。
在我上学前班不久学校盖起了新房子，我对新房子是怎样盖起来的已经没了印象，但那堆得像山一样高的大砂堆却刻骨铭心，因为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在那里疯耍过。住进新房不久，学校盖了新厕所，用砖砌了围墙，我对新厕所还是比较感兴趣的，有事儿没事儿都得拿几张纸去蹲会儿。接着学校安装了转椅、滑梯、单杠、双杠等设施。我们这些贪玩儿的学生自然是更不愿意回家了。
如今的新建小学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崭新的教学楼取代了昔日的砖瓦房，铁栅栏围墙取代了砖砌的大墙，校园绿草茵茵，树木郁郁苍苍，青青翠翠，曲径通幽，景色怡人。
童年的我还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小伙伴——马丽。马丽的父亲和我的父亲都在一个单位，她的家和我家隔了三个胡同，在我家前院，是三间大屋檐砖房，是那个时代是不多见的，而且是水泥地面。童年的马丽身体孱弱多病，她的嘴丫子总是被鬼子红涂鲜红，跟吃了猪血似的。那时她的个头没有我高，我们在一起我总是充当着主角，她是配角，什么事情都是听我的。马丽还有一个让她骄傲也让我借光骄傲的大哥，每当有小朋友欺侮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回家找她的大哥，她的大哥总会用拳头摆平欺侮我们的小朋友。
马丽家的条件很好，老早就买了电视，十二英寸的黑白电视，每逢过年我们全家都去她家看电视，但那只是大人们看电视。大年夜我和马丽每人提着一只点着小蜡烛的灯笼到外面玩儿，马丽的母亲会放烟花，是在地面转的那种烟花，五颜六色的很好看。我还记得她家的药瓶子很特别，我家的常用药像安乃近、去痛片，基本就是放在窗台上，而她家锁在柜子里，更有意思的是装药的瓶子大得吓人，大约能装三斤白酒都没问题，每一个装药的瓶子都是那么大，是咖啡色的瓶子，黑色的盖子。我和马丽喜欢在她家的大炕上玩过家家，她家不穿的破烂衣服很多，马丽就翻出来我们两个分开来，再分个枕头当小孩，现在想来那有什么好玩的，可是当时的确玩的很开心。
到了深冬路面上有了厚厚的积雪的时候我和马丽就拉爬犁玩。我的父亲为此特意给我做了一只样式别致灵巧的小爬犁，但我却不喜欢，因为我看到别人的爬犁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排横木片下面是两条竖称，惟有我的这只与众不同。我多半会和马丽玩她家的爬犁，她坐在上面我拉着她跑两圈，然后我再坐到上面，她拉着我再跑两圈。我们边跑边笑着，快乐得像一只小鸟。
童年的我对农村大姨家的三间茅草房也是情有独钟的，因为那个大草房有着浓厚的黑土地的气息，东屋和西屋各有一铺大火炕，腰屋各有东西两个灶台，灶台上同样镶着两口大锅。不烧煤，烧柴火，我曾用烧火棍在灶里乱捅一气险些失了火。大姨家养了猪、狗、猫、鸡、鸭、鹅，那些牲畜饿了的时候便会将门堵上，当大姨出去喂食，它们便蜂拥而上。怀孕的猪就会有特殊的待遇，它躺在铺着干草的地上休息，吃的东西也是小灶，一段时间过后它产下了七只小猪，我很喜欢那些小猪，非常的可爱，我还常常抱起来玩儿。
我常在冬天里趴在大姨家的大火炕上逗猫玩儿，那是一只老猫，很懒。逗它，它也不理玩偶，当我激怒它的时候，它多半会伸出爪子抓我几下，然后愤怒的喵！喵！两声就跑到另外一个屋子里去了。它还将抓住的老鼠拖回家，为此挨了骂。但我并不喜欢猫，那时我曾试过给猫剪胡子没有成功。
大姨有个老婆婆，那老婆婆圆脸，整日的盘腿坐在炕上，一动不动，面无表情，有时不知是闭目养神还是坐着睡觉眼睛要闭上一段时间，我便以为她死了。那时我对老婆婆的银耳坠子感兴趣，有几次在她闭眼睛的时候我偷偷的去摘，当手碰到她的耳朵的时候，她也不睁眼睛，但总会晃晃脑袋，我就吓了一跳跑开了。许多年后我仍能记得这位老婆婆，就是因为我没有得到她的耳坠子。
我不仅喜欢大姨家的茅草房，还喜欢茅草房前宽敞的院落，每逢秋季，院子里就会堆放许多像山一样的柴垛，我和那些乡间的小朋友便围着柴垛捉迷藏。有时我们爬到柴垛上玩蹦高，柴垛很高，有时一不小心滑下去，于是除了欢快还有一些惊惶。
最难忘的是大姨给我讲的故事，有很多的故事已忘记了，但有个关于摘太阳的故事依稀的还记着一些。大姨说远处有山，山很高很高，等我的表哥们回来的时候让他们带我去爬山，到了山顶可以抓到太阳，那太阳像圆盘子那么大，摸上去光溜溜的。于是我就有了期望，盼着哥哥们回来带我去摘太阳，当时我是那么相信，我的脑海里浮现了高山的影子，以及那光滑的太阳，幻想着把太阳捧在怀里是一件多么好玩的事儿。大姨虽然编了一个谎言骗了我，在当时却无比的美丽。
童年的我不懂得背唐诗宋词，父母也不重视我的学前教育，但那时我会画画，我对画画的天赋是无师自通。我的想象力很丰富，由简单的动物图案再到人物，人物我喜欢画古代穿着长裙子梳着长头发带着首饰的美女，画人物时我要为它们取名字，而且身份一定要划分界限，丫鬟和小姐一定要画的有分别。后来上学了才认识了汉字，读到了童话，《大林和小林》、《白雪公主》、《小红帽》等等，还有一些看图说话之类的画报，看了童话和画报总会有无尽的幻想，可以说当时的眼睛里有着说不出的痴迷和困惑，内心也是跌宕起伏的，有一次我激动的竟然写了一首短小的诗，我第一次震慑文字有如此的威力，仅仅几个字能表达出我的愿望，我的思想。于是我的文学梦想就像放飞的风筝，越飞越高，我也不想长大去唱歌、画画了，我开始梦想着当作家。
曾有一段时间我想远走高飞成流云，但几经波折我还是回到了生养我的家乡。想一想，这片富有灵性的黑土地不仅哺育了我，还给予了我无限的灵感。其实，我的梦想，就是从火炉下面烤着的土豆散发出的香气开始的，就是从冰天雪地里穿着大头皮鞋、戴着狗皮帽子漫山遍野的拉爬犁疯跑时开始的，就是从热气腾腾黄澄澄的黏豆包出锅时开始的，就是从红艳艳的冰糖葫芦粘住了牙齿时开始的，就是从乡亲们的关爱时开始的，就是从小学校里天真的充满希望的幻想开始的……
想念绥化
绥化是一座朴素的小城市，说不清她有什么特点，在我的印象中绥化的空气特别清新，马路宽阔而干净，没有大都市的快节奏、繁忙、劳碌的感觉，她宁静、闲适、秀丽，我的人生中最美丽的两年大学时光就是在那里度过的，所以我对绥化一直有着特殊的感情。
那时候我所就读的绥化地区电大还是个不起眼的专科院校，学校的各项设施还不完备，我们的寝室狭窄而拥挤，十个姐妹十张床摆在四周，我的床横在窗前的上铺，上下床时，床不是很稳，晃晃荡荡的像个悠车子。但窗户很明亮，每到清晨阳光透过蓝花格子的窗帘射进来，我们便在这晨曦中醒来，于是叮叮当当的脸盆声响起，洗漱间就在我们寝室的斜对面，我们是要排号的，除了排洗漱的还有排厕所的，厕所便是在我们寝室对面“近水楼台先得月”了。很快女孩子的胭脂水粉的香气夹杂着我们银铃般的笑声迅速弥漫了整个房间，梳洗完毕我们就三五成群地拿着饭盒去吃饭，饭后我们又像一群小燕子似的叽叽喳喳的跃过半条街去上课。
在绥化读书的两年是最自由的两年，那时侯电大的教师不多，给我们讲课的大都是从师专和教育学院聘请的讲师，所以我们不畏惧老师，老师讲课的时候我们常常溜号，比如那时没有网络聊天但流行交笔友，我们就常在课堂上给笔友写信，或者画画，睡觉，再不就是偷着叠风铃。我们最不愿意上的课是古代汉语课，古代汉语是由教育学院的范院长教我们，范院长的声音极其洪亮，课堂上想打盹是睡不着的，另外范院长喜欢讲课的时候提问，课前也要提问的，古代汉语本身是个很难学的科目，所以每到这节课大家都感觉很紧张，我就时常被范院长给问蒙过。我们最喜欢上的是现代文学课，由绥化师专王佳仁老师讲，之所以还能记住老师的姓名是因为王老师常给我们讲故事，而且王老师讲起故事来声情并茂，所以现代文学课我们也很少玩儿，我们还是比较愿意听故事的。
没课的时候是最自在的，可以逛街、逛公园、看电影，碰上下雨下雪的日子就在寝室里睡上一段时间，或是在寝室里打扑克、侃大山。我们最高兴的时候是学校开舞会，有时在教学楼三楼的大厅内，有时在教育学院的篮球场上，有时教育学院来了培训教师，教育学院的学术报告大厅就会开舞会。我们寝室里的姐妹除了九妹都要去跳舞的，我在寝里排行第六，她们叫我小六子，我喜欢跳舞，偏偏又很笨，根本没有跳舞的悟性，简单的舞步我要学会得很长时间，有些难度大的舞步至今也没学会，就像探戈之类的花样舞步我是永远也学不会了，所以只跳简单的三步、四步。而我的舞伴小十妹则是极有跳舞的天赋，她只要看上几次就会跳，小十妹长得也很漂亮，一个曲子下来，下个曲子往往我们还没有下场小十妹就被一些男生给请走了，而我则往往干巴巴的傻坐在那里看了，也没个男生请我，感觉无比的尴尬和悲哀。
九妹很特别，任何娱乐活动都激不起她的兴趣，她的模样像刘欢，或者说像个艺术家，宽宽的脸，长着一脸的青春痘，眼睛瞪起来像牛眼珠子，脾气火暴得不得了。她感兴趣的就是看书，她是个书虫，但她不看名著，不看纯文学，她只看港台的言情小说，席娟、于晴、琼瑶等，学校没有这一类书，她要走很远的路去租书看。看书时常兴奋的嗷嗷的喊叫，一惊一诈的常吓我们一跳。其余的人看书都是一个风格了，大一时我们都是疯狂的读中外名著，尤其是外国名著。到了大二时仿佛名著过劲儿了似的，一下子转向了当代文学，转向了国内，开始读贾平凹、苏童、铁凝、池莉等。那时学校还有个文学社，学生创办了手抄报《原野报》，就粘在教学楼的走廊里，虽然没有稿费，但投稿的劲头还是很足的。
那个时候的我梳着齐耳的短发，有十九岁，多愁善感，喜欢写诗作画，同时也感觉到寂寞，有的时候独来独往在阳光下感受暖风吹动裙子时散发出来的青春气息，也有烦恼和忧伤，也曾错过一段因缘。那个时候在我上届中文系有个男生是校学生会的体育部长，他曾暗地里多次打听关于我的一些事情，说是我的老乡，还跟我借过书，但我的手里根本没有他想借的书，所以我们只有借书时正面接触过一次，只说过两句话，他的个头不高，给人的感觉挺单薄，但又很精明。其实我并没有注意过他，我在喜欢着和他同班的另外一个男生，可惜最终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在他们大二退校了以后我才知道他不是我的老乡，才知道他借书的用意，心中不禁有些失落和忧伤。
我永远不能忘记我退校的前一天晚上，那是个晴天，我和寝室的几个姐妹去最后一次逛夜市。无意间我抬头看见天空格外的蓝，深蓝色的天宇挂着一弯又瘦又黄的新月，月亮旁边有几颗星星在眨着眼睛，远处的天空漂浮着几缕墨似的云朵，顿时我有种触景生情的激动，我的眼里只有这广漠的天宇了，喧闹的夜市仿佛都跟着变得宁静恬淡了，但我却将和我的室友和我的同学和这座美丽的小城告别，心里有着说不出的惆怅。
我总会在“夜静酒阑人散后”的落寞中回眸我的大学生活，回想起那些云淡风轻唱着恋恋风尘的日子，有太多的美丽和哀愁编织的故事月光一样朦胧，有太多的浪漫和惆怅编织的梦想星星一样闪烁，有太多的欢声和笑语编织的岁月太阳一样耀眼。不禁想起那首经久不衰的老歌：别管以后将如何结束/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不必费心的彼此约束/更不需要言语的承诺/只要我们曾经拥有过/对你我来讲已经足够/人的一生有许多回忆/只愿你的追忆有个我。
支教的日子
那是两年前的事了，我做为县里第一批支教的教师踏上了支教的历程。我仍清楚的记得县里的领导特意为我们这些支教教师开了欢送大会，我还戴了大红花，会上我们与受援的学校校长接了头，次日我们便各奔东西，颇有一种上山下乡的悲壮感觉。我所支教的学校是离城里90里的迎春乡中学，虽然离城远了些，但路很好走，每天有往返的公交车十八趟。
我第一天上班时起的很早，坐了最早的一趟公交车，一路上对路两边的风景很好奇，尽管是乍暖还寒的初春，路两侧没有什么风景，但我还是瞪大了眼睛好奇的看着。当时的心境也是从未有过的快乐，因为我实在厌倦了城里的劳碌和奔波，尤其是压力很大的教学任务，让人喘不过气来。坐上了汽车似乎从紧张烦躁的工作中解脱出来，有一种“心宁形释，与万化冥合”的感觉。
迎春乡中学坐落在哈黑公路西侧，离公路仅有十来米远。走进校园，最南面是一排老式起脊砖房，那里是学校的仓库，依次向北，是一排新盖的有着塑钢玻璃窗的砖房，那是教室，新教室宽敞明亮，黑板也都是毛玻璃的。再往北是老式的起脊砖房，砖房又分为东西两栋，东面的离校门比较近的一栋是教师的办公室，西面的那栋仍是教室。在南北的两栋新旧房子之间有几个大花坛，种着各种树木和花草。听说以前是个烂泥塘，后来在于校长的带领下铺成了砖路，砌成了几个花坛。厕所就在花坛西面。教师办公室后面是宽阔的操场，校园的最北端才是学生宿舍和食堂。
由于迎春乡中学不缺语文教师，所以我教初三历史。我被分配到会议室办公，会议室就是政、史、地、生、音、美、劳技这些教师都在一起，总共十五个人。所以我们这个大而特殊的教研组就格外热闹了。起初来到这个学校我并不知道有一些成双成对的夫妇也都在一个学校甚至一个办公室工作，一次我实在是因为身体的不适而想回家，但校长室挨着我们的办公室，而且不象城里的教学楼有好几个出口，就一个出口，校长室是必经之地，我背着包走担心校长看见，我就趴在门前观望，等到校长走出办公室估计去寝室的时候，我便背着包和同事们告别，还为自己的聪明沾沾自喜。后来熟识了才知道我们办公室里教政治的王老师就是校长的夫人，所以我的那点愚蠢的小动作可能早都被校长了如指掌了。
我刚去支教的时候农村正在吃两顿饭，而我很不习惯两顿饭，到了中午我就会饿，但那里的教师的确很有抗饿的实力，他们从不吃零食，我中午则要吃些大碗面之类的东西，起初我还有些不好意思，常了我禁不起饿，和教师们也混熟了，也就失掉了腼腆淑女的形象。五月一的长假过后农村也开始了三顿饭，于是我便开始在学生食堂吃饭。学生们在西屋大食堂吃饭，中间是厨房，东屋是个只容得下十几个人吃饭的小房间，另外北面还有一铺小炕。我们这些不回家吃饭的教师都在小屋子里吃饭，小屋子能放两张桌子，没有凳子，都是拿着饭碗站着吃。也没有菜盘子，菜放在一个大盆子里，里面还有个大勺子，都是自己盛着吃，有时去得晚些就没有菜了。我很爱吃食堂的大馒头，食堂的馒头比市场上卖的要大出二至三倍，而且很有馒头味儿，相当好吃了。豆腐炖的也很好吃，而且我学会了和自家炖豆腐不一样的炖法，先把汤煮沸后凉豆腐块再下锅，待两分钟后就可以吃了。感觉豆腐格外的鲜嫩。饭后我们去学生寝室午睡，学生寝室的床都是连着的大长铺，像大炕一样，但很短，像我这么矮的个头都伸不开腿。午睡总是很香，不必担心迟到，因为离办公室太近了。
乡下的教师都很友好，有时我也被同事邀请到他们的家里吃顿家常便饭。农村的房子盖的都很漂亮，室内也都铺着地板砖，厨房的灶台和墙壁也都是雪白的瓷砖，不次于城里。而且教师们有相当一部分都种地还有搞副业的，所以他们的生活条件很不错。那时我就能吃到咸鹅蛋和蘸酱菜了，而且吃不了兜着走，带回家几个鹅蛋。我也曾和几个女教师在校长不在家的时候，去校长的家里吃饭，校长的夫人王老师为人极随和，而且很会做吃的，她给我们包了酸菜馅的包子，吃过饭后我们几个教师坐到小炕上闲聊，困了的教师就打盹睡上一觉。我和他们相处的很融洽，有时我要做他们的“邮递员”，给大家捎东西，比如大到身份证的转交、上百元的皮鞋，小到一箱牛奶和饼干之类的东西，那时我便竭尽全力捎到，而且一定不辱使命。但有一次，一个教师让我给他捎种田的水罐上的一个部件，他说不清那部件的名称，只是尽量描绘形状和样子，我就照着他描绘的样子到生资商店去找，结果所有的商店都找遍了也没找到。至今我还在想那个部件应该是有名称的。
刚刚入春的时候学校开始为花坛里的花苗做准备，与我所在的三中不同，三中的花苗是从公园的育苗大棚里买回来的，而迎春中学却是从大连一个花草种子公司邮购种子回来，亲自栽培育苗，当然花草的种类也就比较齐全和特别。育苗的花盆放在我们的办公室里，上面蒙着一层塑料布，在温暖的阳光下我们便开始盼望着发芽，也就一个多月的时间，小苗长出来，到了种植的季节大约能长到两三寸那么高，最后移植到花坛里。春季是农民们最忙碌的季节，一些有地的教师也就跟着忙碌了。在我看来种地应当是一件很烦琐或是要很大工程的事情，但是一个教师在办公室里说他要回家种地，我想他得种几天才能来，结果两个小时后他种完地回来了。我不禁惊讶，种地原来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啊！但我并不知道这么短的时间到底能种多少亩地。
农村的学生要比城里的学生老实，比较好管理。但他们的穿着和城里差不多，玩的东西也是应有尽有。女同学课间喜欢绣十字绣，编手链，摆弄小镜子小饰品，男同学喜欢玩球。教室后面的板报设计的别具特色，他们也看课外书，这使我想到社会的确是进步了，城乡之间没有太大的差距。
最让我难忘的是端午节吃猪肉。迎春中学每年端午节都有杀猪的习俗，那年杀了两头大猪，每位教师发了五斤猪肉，另外教师要买排骨和肘子肉是要抽签的，我很幸运抽到了一扇排骨。而最热闹和让人高兴的事情是端午节的头一天晚上大会餐，我和一些没课的教师被召集到食堂帮着大师傅干活，切墩的教师边切着熟猪肉边吃着，还有几个教师摘着菜，大家说说笑笑，我则在一旁刷碗。会餐是在学生的大食堂，那时学生就提前放学了。觥筹交错，说不清是什么样的心绪，记得饭后我们唧唧喳喳的一路拎着肉踏着斜阳唱着歌说笑着沐浴着乡间温暖的风往家走。可能是人多感觉吃饭格外的香；可能猪肉本身的确很香，所以吃起来永远都不能忘记；可能是心境无比的放松和舒畅；也可能是乡间淳朴的民俗与友善的民风，所以那天，那饭，那肉，那酒，那人，那心绪，也就刻骨铭心成为了永恒的记忆。
(作者为青冈三中教师)
|
